数字在变好，森林却还在消失

六月中旬，我坐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会议厅里，一种强烈的感觉袭来，仿佛自己身处某趟快车上。在16日至17日举办的这场创新论坛（Innovation Forum）上，每一场讨论都沿着相似的轨迹展开：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法律与规则正变得越来越复杂、细致、严格。
总体而言，这当然是好消息。只有更严格的标准才能让“碳移除”具有实际意义，而非空谈。但凡事总有个“然而”。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那个“然而”是，我们是不是花了太多精力关注数字有没有算对，反而忽略了行动本身？

测量的陷阱

现如今，越来越多机构把精力投入到核算工作中，比如核查、信息披露以及与最新指导文件对齐。这些行动都很重要，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减少发生在地球上的排放。我们不能等到下一个标准出台再采取行动，因为气候不会因为我们还在完善方法论而停下来等我们。
这种矛盾，在阿姆斯特丹反复出现的一个术语中变得格外清晰，那就是“价值链外减缓”（beyond-value-chain mitigation，简称BVCM）。这个术语听起来很技术化，它道出的却是一个简单而紧迫的理念：仅靠减少自身供应链内的排放已经不够了。企业和国家还需要投资于直接价值链之外的减排和碳移除。这是因为我们试图解决的诸多危机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森林砍伐，并不会局限于企业划定的碳清单之内。

我在罗干上游的见闻

在参加这场论坛前不久，我在印度尼西亚罗干上游（Rokan Hulu）与小型棕榈油农户相处了一周。这段经历让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。这些农户正在接受培训，学习改善自家土地的环境和社会条件，包括气候减缓措施。有的农户已经做到了完全不使用合成肥料——这的确是一项成就。这也提醒人们，棕榈油的土地利用效率在各类植物油作物中其实是比较高的，这本应成为它的优势，但其实际生产方式却远未达到其应有的责任标准。

然而，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依然存在：即使大型买家都推出了书面上的“零毁林”政策，全球市场对植物油的需求仍在驱动森林砍伐。有研究表明，土地利用变化占油料作物生产总排放量的90%以上。这就是毁林账上最大的一笔数，没办法在其他地方进行弥补。如果一家公司的政策阻止了自家种植园的毁林行为，但更宏观的系统为了满足需求仍在不断破坏森林，那么公司的政策是成功了，我们的地球却依然在失去森林。

为什么在大家都怀有良好意愿的情况下，这种情况仍在发生？那是因为如果一项政策缺乏全程可追溯性和实地参与，那么它就只是一个承诺，不是实绩。真正的改变要求买家将可追溯性要求落实到每一块土地上，并且与生产者、行业组织和跨行业联盟合作，共同核实田间的真实情况，而不仅仅是供应商填写的问卷。

碳泄漏：藏在“好消息”背后的难题

即便是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的企业，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对其他地区造成伤害——这个机制在业内被称为“碳泄漏”。比如，想提高单产以避免开垦新土地，这可能面临单一作物种植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。再比如，企业可以提高采购标准，但被淘汰的供应商不会消失，只会把产品卖给其他人。如果那个买家在可追溯性和零毁林方面要求更宽松，那么森林终究还是面临砍伐，排放也只是转移到了一个标准更低的买家那儿。一家企业可以在纸面上实现净零排放，但全球系统却仍在失去森林。

这正是为什么单个企业的雄心——无论它多么真诚——都是不够的。温室气体核算体系（Greenhouse Gas Protocol，简称GHG Protocol） 最近发布的《土地利用与碳移除标准》（Land Sector and Removals Standard）是朝着全行业统一、严格要求迈出的可喜一步。但标准真正的好坏，取决于其背后的可追溯性和实地验证。纸面上的规则和地面上的行动必须同步推进。

真正的杠杆在哪里

金融行业在这个议题上可以发挥超乎寻常的作用，而且不单单是靠设立门槛条件。将“零毁林采购”作为融资的硬性要求固然重要，但同样重要的还有激励那些超越单一价值链的行动，比如资助景观层面和辖区层面的保护方案，以守护整个区域的森林，而不是局限于企业采购的那几块地。

归根结底，国家和企业都需要转变自己的参照系，把目标从“我的价值链实现了净零排放”转变为“价值链涉及的土地和国家上森林没被破坏”。这是一个更宏大、难度更高、更需要集体行动的目标，也是唯一能真正匹配问题规模的目标。

监管这趟列车跑得很快，也应该继续快下去。但如果地面上的伐木电锯声没有慢下来，那么纸面上的速度就失去意义了。这件事紧迫，且我们必须去做。

图片来源：罗干上游项目/Preferred by Nature